先看两个小故事。

我是一套精品房，张总买我花了大几百万。但张总从来不住，他有很多房子，我不知道他买我的目的是什么，他们的世界我不懂。直到有一天，张总带着陌生的一家人走进来。

“刘处长，怎么样，这房子？”张总向着那个男人介绍我。

那被称为刘处长的男人双眼放光，“房子不错啊。”

张总说：“我这套房闲着没用，就借你过渡一下。等你孩子考学走了，你把老破小卖了，买了新房，再把房子还我就行。”

刘处长：“那怎么行？”

张总大方地说：“哥你听我说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，60平米两居室，哪儿有生活品质啊。”

刘处长说：“那行，就算我租你的，给你付一些租金吧。”

“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张总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合同，“咱签一个租赁合同，但是合同上约定的租金，你不用给我。合同期满以后，也不急着归还，你安心住就是了。”

就这样，刘处长一家六口在我这里住了三年。这期间，张总和刘处长关系越来越好，处成了好兄弟。张总聊天时随便提两句现在经营上的困难，刘处长就拍着胸脯说可以给他搞定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两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敲开了我的门。他们举起工作证，对刘处长说：“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决定对你进行立案审查调查，请你跟我们走。”

刘家人很快从我这里搬了出去，我也再没见过张总，听说他也因为行贿进去了。

之后，我被卖给下一家。我的新主人再也没有把我“借”出去过。正常人，谁这么干啊。

我是一辆豪车，朱总花了一百多万，却一天也没开过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朱总带着一个男人坐了进来，男人在驾驶座，朱总说：“冯主任，开起来，感受一下！”

试驾了一段，冯主任十分满意，“车是好车，可惜这么贵的车我玩不起啊，还是羡慕你们这些做生意的。”

朱总说：“这车就给你了！”冯主任连忙摆手，“使不得使不得！”然后就要推门下车。

朱总把他生拉硬拽着，再把安全带扣上。他跑不掉了。“不是送，是借！冯主任你不是一直没摇上号嘛，每天地铁上下班多辛苦，就先开我的车，等买车了，再把车还给我。”

冯主任还在“挣扎”，“这不太好，我……我得给你一些费用吧？”“那也行，签个租赁合同，就当我把车租给你的，租金你就不用付了。”“朱总，你真是仗义人儿啊。”

之后，冯主任开着我出入高档会所、高尔夫球场、高档餐厅，享受着和朱总“并驾齐驱”的快感。他从来不敢把我开到单位，每次把我停在距离单位两公里的地方，再骑共享单车去上班。他下乡调研时也从来不开我。有好几次，在车里，我听见冯主任对朱总说，招标已经安排好了云云，朱总感恩戴德，马上递给冯主任一个信封，顺便问了嘴：“这车好开吗？您开腻了我就给您再换一辆。”冯主任顿了一下，问：“朱总又得了什么好车？”“明儿带您去试驾！”完了，我要下岗了。

故事讲完了，可我们的话题才开始。我们关注党员干部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借用财物的问题。

本周通报的好几起处分消息都涉及了“借”：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、理事长韦家干，“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的车辆和商铺”；山西省国资委原巡视员李宝文，“借用管理服务对象大额钱款”；河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徐诺金，“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钱款”；北京公共交通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王春杰，“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房屋”……

你可能会说，跟人借东西嘛，不是很正常？党员干部因生活上的需要向他人借钱借物，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如上所见的，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借钱借物，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，这个“借”，不正常！

党员干部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住房、车辆，通常以工作或家庭需要为由，以借为名，以占为实，不支付或仅支付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费用，签订虚假合同，从而实现对管理服务对象住房、车辆等资源资产的长期占用。

还有个别党员干部，通过亲属、朋友间接借用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类行为的隐蔽性。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九十九条规定：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、住房、车辆等，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

借的和被借的，都是啥心理？一些党员干部物欲膨胀、贪图享乐，认为自己给予管理服务对象关照，他们应该“投桃报李”。而一些商人老板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党员干部，主动向党员干部借出住房或车辆等供其使用。仿佛“周瑜打黄盖—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”，其实，个中把戏，不用明说。这种“借用”，是少数党员干部的特权思维和私欲作祟，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，以权力交换享受别人的“供奉”。而商人老板“借”出去的是钓饵，是为利用干部手中权力获得更大好处的筹码。借过来的东西，背后都有更大的价码；借来借去，终会透支你的事业和生活。这种“借”，背后是公权的异化和滥用，必须坚决说不。